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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很幸运，我在某个剧院门口找到了一个售票员的工作。那是新建的一个电影院，当时热映的电影是弗朗西斯·科波拉导演的《教父》。除了《教父》以外，电影院也会在午夜过后播放一些国外进口的b级电影。我常常在售完最后一波票之后溜进电影院中，躲在最不起眼地角落里，看着荧幕上的人们毫不遮掩地展示着他们的欲望。

    电影院里有椅子可以睡，有洗手间可以梳妆打扮自己，是我再梦寐以求不过的工作。我就在那里住下了，这一做，又是半年。

    半年之后，我的人生被一位美国来的男人所改变了。他的名字叫做，爱德华·兰特。

    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四月初的时候，利兹的天气刚刚转暖。那本应该是我售票的最后一个礼拜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在那之后，我要寻一份其他工作，我就是在那个礼拜遇到兰特先生的。

    兰特先生每天都会在电影院中从早呆到晚上。除了午饭时间会去附近的咖啡厅里卖份三明治以外，他都在电影院里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相同的电影，包括午夜过后的进口b级片。

    在我售票的最后一天，我心情很好，于是在把票交到兰特先生的手中时多问了一句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

    这个问题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

    我倒了一杯凉水，把水杯塞进马修手中，他细细抚摸着陶土杯的纹理，像是把杯子当作书本在阅读。

    “兰特先生是位来自美国的导演，他是来利兹拍摄电影的。据他说，剧组提前杀青一个礼拜，还剩下大把的时间和钱供他随意玩耍。但他什么都不想玩，只想在电影院里耗废时光。我和兰特先生说我很高兴听他继续说更多，但是我现在要下班了，这是我将在这里卖票的最后一天。

    兰特先生问我之后有什么打算，我告诉他我可能会换一份工作。

    在离开售票亭后，兰特先生请我去附近的咖啡馆里喝咖啡，吃橘子味的司康饼。我们从电影聊到新文化运动，从民主系统聊到美国党派。越聊越投机，甚至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在那天临别的时候，兰特先生问我想不想随他去美国。

    我就是这样从利兹搬到了底特律。”

    “你是怎么失去视觉的？”

    马修又犹豫了，他每次在思考的时候，双手都会来回在盲杖上滚动。这次他的掌心渗出了细汗，汗水一沾到盲杖的表面就干燥了。

    “我不太想说。”

    “嗯，好，我尊重你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我是为什么下到地狱中来的？执笔先生？”

    “就你目前所说的，我并理不出什么头绪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您在生前看到了你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东西，您会怎么做？”

    “你会怎么做呢？”

    马修用食指敲了敲自己的墨镜边框。

    ”兰特先生是我的一生所爱，但我却不是他的。”

    “发生了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我和兰特先生来到底特律，开始了二人的同居生活。本以为这次彻底离开了利兹，离开了英格兰。美国啊，自由的大陆，以后的一切也许都会好起来的。至少我是这么由衷地希望。

    和兰特先生住在一起之后我才发现，兰特先生的伴侣不止我一个。如果光是这样也就算了，我本身可以离开他自己前往美国其他城市讨生活，我不是能力养活自己。

    然而兰特反复告诉我，他爱我，他无法离开我。到了后面，他甚至告诉我，如果我没有他的话，我一文不值。

    那个时候，我所有的经济来源和在底特律所认识的朋友的确都和兰特先生有关，我害怕极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每次感到害怕的时候就会使用一种叫做’cn-rs’的注射性药物。这种药物能让我感到放松，很放松，浑身的感官都慢慢松弛了下去。就像喝酒喝到了刚刚好的程度，就像在没有光的水底突然吸到了一口氧气。

    也是‘cn-rs’夺走了我的视力。

    视力越差，我的脾气也就越差。我开始频繁参加各种示威游行，和人群在一起制造混乱让我感到放松。大声喊着那煽动性的口号，这至少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。盲人的身份让我在示威人群中得到优待，让我觉得特殊，让我觉得我不再是兰特先生口中的一文不值。

    后面的故事您已经知道了，我是在一场游行中被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子弹击毙的。两发子弹，一发穿透胸口，另一发打在大腿上。很疼痛，但我当时有一种即将解脱的感觉。

    是的，我当时感觉我即将解脱了。而且我也许会被当地人当作某种精神领袖一样的人物看待，盲人马修·萨卢维思，为了民主的进步牺牲了自己性命，不知道之后的历史书中会不会有我的名字。”

    “我在学美国历史的时候，没有读到过你的名字。”

    马修摆了摆手：“这是个玩笑，别当真，执笔先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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